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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媒专访网景公司创始人:乐观很重要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7-03-02  浏览次数:275


美国《纽约杂志》上周日刊登了对网景公司创始人、硅谷著名风险投资家马克·安德森(Marc Andreessen)的专访,他在其中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的硅谷,并阐述了自己看待创业的态度,以及对其他宏观问题的看法。

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:

想从马克·安德森那里找出一些话题并不困难。这个身材高大的光头风险投资家,曾经是全球第一款网络浏览器网景的发明人,后来凭借投资Twitter和Facebook创造了巨额财富。现在,他俨然成了硅谷的“哲人王”。他在Twitter上异常活跃,四处开火。这不仅为他吸引了大量信徒,也令他陷入了不少的非议。在科技会议上,安德森一呼百应,总是能强力推广自己对未来的展望。

以下为采访摘要:

问:我记得你第一次碰到马克·扎克伯格(Mark Zuckerberg)时,他曾经问你:“网景是什么?”那件事很有趣。

答:他确实不知道。

问:你创办网景时他还在读中学。这个行业总是人才辈出,时不时地跳出一些颠覆者。短短十年,就会营造出截然不同的集体记忆。身处这样的行业,你有何感受?

答:这太神奇了。例如,现在感觉有两个硅谷。一个硅谷属于经历过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的人,还有一个属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。这两类人的心态截然不同。我们这些经历过2000年的人就好像留下了伤疤一样。

问:你1994年来到硅谷。当时是什么景象?

答:死气沉沉,死水一潭。1980年代有过PC的繁荣期,那场革命声势浩大,硅谷有苹果和英特尔,西雅图有微软。之后,美国在1988和1989年陷入经济衰退,紧跟着就是日本在随后十年的快速崛起。硅谷曾经有过一段辉煌时期,但日本抢走了我们的所有锋芒。美国经济直落谷底。如果能找到当时的报纸,你会发现那时哀鸿遍野。美国的科技行业死气沉沉,美国的经济增长毫无希望。美国的70后似乎都成了混子——胸无大志,游手好闲。

问:你当时在做什么?

答:我是来上大学的。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我1994年来到硅谷,当时的硅谷还没有复苏。在高中时,我甚至想过必须要学日语才能从事科技行业。我最大的感触时:“我错过了时代,错过了一切。1980年代才是繁荣期,我来晚了。”但随后,我似乎成了周围的人里面最乐观的一个。我真的无比乐观,甚至乐观得有些过分,尤其是在新创意方面。当我把一个新创意呈现出来时,我不会问,“这能成功吗?”而是问,“要真成功了会怎样?”

我一直在努力保持这种思维,因为很容易就会滑向另外一种模式。我记得eBay发布时,我认为他们没戏。这算什么?跳蚤市场?人们的车库里能有多少闲置的东西?谁会要这些废物?但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意义。eBay的创始人和投资人说,“别去想它能不能成功,万一真成功了呢?”如果真的成功了,你就会首次在全球构建起一个交易平台,可以变现所有的产品。你也会有一套真正的价格发现机制。

问:但你显然不认为什么创意都能成功。

答:是的。但总有人怀疑,总有人乐观。我可以告诉你的是,至少从20年前开始,如果你是乐观者,基本都是对的。

问: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如果1999年能多一些怀疑,人们或许能保住自己的退休金。怀疑不是也可以在科技行业发挥自己的作用吗?

答: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。这么说吧:如果你能指出过去几百年的几个时期,一切都十分稳定,没有变化,那答案或许没错。但其实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候,所以怀疑总是错的。

问:硅谷如今的所处的文化,似乎与1980年代的华尔街很像。

答:这有两面性。但企业家肯定认为最好在衰退期创业,尽管实际做起来未必更容易,因为衰退期的泡沫更少,更容易雇到人,竞争对手也更少。企业家说,在经济繁荣时期,创业反而更难,因为所有人都很兴奋,有太多的钱投向了太多昙花一现的公司。

问:如今的科技行业有几家大公司:Facebook、谷歌、亚马逊、苹果。你认为当今的哪些科技公司将会加入他们的行列?

答:我们投资的创业公司都会。

问:作为投资人,你入股的企业太多了。

答:可你必须公平对待每个孩子,给予他们相同的爱。

问:你特别喜欢挖出保罗·克鲁格曼(Paul Krugman)等人之前给出的悲观预测,至少在Twitter上是这样。他们当年曾经预计,互联网会成为下一个传真机。

答:这是你在科技行业的整体经历的一部分。这很奇怪,但却是美国文化的核心。你应该读过托克维尔(de Tocqueville)吧?美国文化有一个矛盾之处:谈理论时,我们都喜欢变革,但当变革真正来临时,却会遭到很大的阻力。我们喜欢整体变革,不喜欢具体变革。无论人们做什么事情,总会有人说:“这太差劲了,根本成不了,太蠢了。”

问:媒体对科技行业的怀疑显然比你强。

答:这似乎更像是在孕育一种文化批判。我显然不认同其中的很多观点,但我的确认为,这是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:科技是否在吞噬所有工作岗位?还有收入不均问题,颠覆问题也会引发很多辩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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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:我发现你不太喜欢吉尔·莱波雷(Jill Lepore)在《纽约客》上写的那篇关于颠覆的文章。

答:那篇文章没有多少分析,更像是一种声嘶力竭的尖叫。但最令我抓狂的言论是“创新已死”,这种论调在三年前比较普遍。在《大停滞》一书中,经济学家罗伯特·戈登(Robert Gordon)说:“这些新东西都会完蛋,怎么可能与工业革命相提并论?根本不会再带来经济增长。”说实话,我宁愿批评科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太大,也不承认科技毫无影响。

问:谈到文化批判,我们似乎处在硅谷的全盛期。《硅谷黑历史》集中展示了这一点。

答:那部剧很好看。

问:但那似乎是在讽刺你这样的人。

答:那部电视剧的确很好看。讽刺的很到位——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内容。我认识里面的每一个人。

问:那位风险投资家似乎并不走运。

答:那些角色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。我认识那家伙。

问:是谁?

答:我不能说,但我跟他很熟,我喜欢跟他交流。他就是那样。

问:硅谷因为缺乏多样性而遭到批评。例如,Twitter有90%的员工是男性,白人占比也超过50%。

答:我认为这些讨论完全有根据,但我不同意里面的很多具体观点。

问:你有什么看法?

答:有人说硅谷企业系统性地歧视某些人群,这其实是不对的,原因有二:

第一,这些公司内部就像联合国一样。所有的多样性研究都显示,工程师有70%是白人和亚洲人。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个问题。首先,亚洲人似乎被视为同一个群体。然后是“白人”:当你走进一家公司时,会发现不少美国人,但也有俄罗斯人、东欧人、法国人、德国人和英国人。此外还有中国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、泰国人、印尼人和越南人。这些人都来自不同国家,不同文化。我们很多公司的穆斯林员工比例其实已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。

第二,我们的公司都求贤若渴。他们都极度渴望人才。他们就像躺在沙滩上喘气一样,因为他们都得不到足够的人才。这种求贤若渴的动力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。

问:如何解释报告中的数据呢?

答:有两个根本问题导致很多人认为硅谷存在歧视,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确需要解决。一个是教育不平等。硅谷成功的标准路径是:出生于美国中上层家庭,然后去斯坦福上学,得到良好的科技教育,教授也很关心你,然后你来到硅谷,获得了技能,发家致富。

但世界上的多数人——包括美国之外的多数人,甚至很多美国人(例如我的家乡威斯康星的乡下和一些内陆城市)——却永远得不到这样的教育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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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:你认同硅谷的精英统治理想吗?

答:认同。但我认为,这种理想现在已经被两件事情破坏:首先是教育技能的发展,另外一个是渠道的畅通。我认为最有趣的一种批评是:如果你知人善用,如果你能够接触到全面的社会关系,那么精英统治就能奏效。风险投资家是如何制定投资决策的?我们都是根据已有的社会关系相互推荐的。如果有人谁都不认识怎么办?如果你不认识Facebook的招聘官,你就得不到那份工作怎么办?如果你不认识风险投资家就融不到资怎么办?我认为,应该拓宽网络,让所有能做出贡献的人都可以融入这个人际网络。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

问:我们主要谈的是种族多样性。但性别多样性的问题同样存在。

答:没错,这是一回事。

问:一回事?

答:没错,是一回事。

问:那就是说雪莉·桑德伯格(Sheryl Sandberg)没必要写那本书了?

答:我觉得雪莉的书写的很好。

问:但那本书的所有内容都是在阐述系统性的偏见。

答:我不会对雪莉的话做事后评判。我们总会引用书中的句子:每当有人靠在墙角畏缩不前,我们都会“向前一步,坐在桌前”。

问:这已经成了一句口号。但我认为这句口号之所以吸引人,恰恰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女性在科技行业的处境比男性更加艰难。

答:我是雪莉的粉丝。她完全有能力表达自我。但我认为,那本书传递出的最核心理念是,人们对他们自己命运的掌控力超出他们的想象。这本书中有一部分让她遭到很多抨击:“你可以让自己更好地融入环境。你完全可以坐在桌前。”

这恰恰是我所担心的事情。斯坦福的毕业生根本满足不了需求。斯坦福每年有多少理科生毕业?五百?六百?再加上伯克利,再加上2000。这根本不够。社会各界都在努力。谷歌就在资助Code.org这样的编程学校。

问:你可以或许可以引领整个在线教育运动。但对我来说,问题在于:谁是在线教育的主要受众?他们几乎都是自学者。低收入群体从中获益反而最少。

答:现在下结论还有些为时尚早,因为我们还处在科技发展的初期。这就像是批评DOS 1.0,认为它永远变不成Windows PC一样。我们仍处在探索阶段。我们不能用旧办法来开展教育,不能建设太多的校园,因为没有空间,没有资金,没有教授。如果你能考上哈佛,那就尽管去读。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。问题在于,印度尼西亚一个14岁的孩子可能面临两种选择:可以继续务农,也可以在接受斯坦福那种品质的教育后,踏上职场。

人们还低估了娱乐行业对教育的影响。现在,慕课(MOOCs)的制作水准还很低:必须要在课堂里拍摄教授们的授课画面。但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未来。10年后,你或许可以在线学习数学101课程。或许可以获得好评,而且能够得到全面认可。我们还有可能每个学期吸引100万学生。每个学生可能都会支付100美元。也就是每个学期的收入为1亿美元。要制作这样的课程,我们愿意投入多少制作预算?

问:你可以聘请詹姆斯·卡梅伦(James Cameron)来拍摄。

答:可以聘请卡梅伦拍摄数学101课程。或者,我们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学习罗马帝国的战争史,走进战场亲身体验一番,然后飞到战场上面看一看。整个课程就是为了让学生们亲眼看看,然后告诉他们:“这就是历史发生的地方。”没准也可以在环球剧院再现最初的莎士比亚戏剧

问:再来谈谈机器人吧,这是你最喜欢的话题之一。

答:当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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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:你曾经说过,未来会有两类人:一类是听从电脑指令的人,另外一类是向电脑下达指令的人。

答:我不认同我之前的说法。

问:人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担心自动化会给经济带来破坏。

答:没人愿意走回头路,之前的农耕生活很辛苦。农民早晨6点就要起床,一天劳作14小时。工业时代的岗位也很糟糕,总是有人在工厂里死亡。这些工作都很糟糕。新工作要好得多。这正是中国、印尼和越南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每一次富士康对外招聘,都有数万人申请加入。在发展中国家,人们都在努力进入现代化的工厂工作,因为其他工作岗位更加糟糕。结论是:随着技术的进步,人们的工作也会改善。

问:但如果他们发明了一台机器来清理酒店房间,便可以提升酒店效率,酒店也能节省成本。可现在的酒店清洁工怎么办?你的意思是说,他们可以参与到其他经济层面中?

答:从经济角度来看,你说的是“劳动合成谬误”,因为清洁工并不是酒店的唯一岗位。如果你去大城市的现代化酒店,会发现清洁工并不是全部的劳动力。水疗、健身房、餐厅等各个部门都在贡献新的岗位。如果你去100年前的酒店看看,这些岗位都不存在。这是一个发展周期,跟税收有些类似:随着经济的增长,税收会增加,然后反过来为人们提供保障。

有人或许认为,为了保住清洁工的工作,就不应该使用这些新机器。以前,有人专门负责到酒店房间里点燃炉火。我们是否应当放弃暖气系统,让这些人重新回来生火?在发明冰箱前,还有人专门负责运冰。我们是否应该回到那样的时代?如果你认为机器是敌人,就应该回到过去。如果你按照这种逻辑思考下去,一切都会倒退回最初的状态,那就是农耕时代。我们最好自给自足,自己给自己缝衣服。

问:那是猎人的天堂。

答:如果我们是猎人,那肯定是个好时代。

问:有人说,旧金山的不平等比卢旺达更严重。

答:那就搬到卢旺达去住,看看你在那里是什么处境。问题自然会有答案。

问:看来你不是很信奉皮凯蒂(Piketty)的理论。

答:我不想生活在农奴时期。我认为这完全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。我们拥有合理而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,而且有非常强大的“安全网”。我们的税率很高,可以产生巨额税收,但也可以由此构建巨大的安全网。全美目前有15个营养辅助项目。不是1个,是15个。

问:你认为应用技术的加速发展令消费者的日子更好过了,这一点我很赞同。但对生产者来说,情况却越来越糟。以亚马逊为例。作为消费者,我喜欢亚马逊,很多东西都很便宜,而且送货上门。但作为作家,亚马逊的力量却令我畏惧。Spotify同样如此,作为消费者,我们可以拥有更多选择。但音乐制作者却感到了压榨。你对未来的设想有些令我担忧,原因在于你似乎把所有人都视作消费者,而非生产者。

答:不,不,不,不,不。我既把人们当做消费者,也把他们当做生产者。同一项技术也可以孕育更好的生产者。如果没有这些技术,你能成为比今天更好的生产者吗?

问:没错,但如果我是一个音乐人,每100万次点击只获得了6美元。你认为这是合理的补偿吗?

答:这种情况确实有些棘手,也就是说:我们的工作价值符合我们的预期吗?

问:你的答案是什么?

答:这得看情况。看看那些最成功的作家,他们可以靠演讲赚钱。音乐人的演唱会业务过去15年扩大了4倍。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,复制的内容十分充足,而现场体验变得稀缺。所以,演唱会收入在增长。

问:但那只适合超级巨星。

答:未必,可能也适合巡回乐队,甚至普通乐队。看看那些能在1980年代卖出30万张专辑的重金属乐队,他们在全世界巡回演唱,赚得盆满钵满。即使是境况糟糕的乐队,现在也可以到人们的生日聚会上演唱,甚至在科技公司的发布会上表演。人们不想听老乐队的唱片,但如果能把他们请到生日聚会上,还是件很酷的事情。他们的演出费是2.5万美元。

问:未来就是让超级巨星在成人礼上表演?

答: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,但还有其他内容。你还可以进行演讲,告诉别人这些事情有多恐怖。

另外一点,唱片行业是寡头垄断行业。1990年代的音乐人之所以能通过CD获得不菲的收入,唯一的原因就是价格垄断。但在市场自由定价后,CD卖不到16美元了。之所以当初能卖16美元,是因为五大唱片公司联合起来搞价格垄断。谁来买单?消费者。消费者为何在数字音乐诞生初期的反应如此积极?是因为它打破了垄断。图书出版商也是一样。亚马逊打破了局面。那么问题来了:你愿意活在当初,还是现在?

问:作为消费者,我更愿意活在现在。但作为生产者,我的答案没有那么明确。

答:我觉得你没问题。但你可能必须要出去演讲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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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:你昨晚在Twitter上发消息称:“亿万富翁的问题在于,没人会告诉你,你的主意其实很蠢。”你这是深有体会吗?这是你担心的问题吗?

答:我可不是亿万富翁!这正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。所有人都会立刻认定我是在说我自己。

问:但以你的地位,如果我为你工作,我肯定不敢告诉你,你的主意很蠢。

答:我发这条消息是想说,亿万富豪不知道自己处于这种状态。他们总是最后一个知道。因为他们感觉不出任何变化,他们只是感觉:“我还是以前的我,我在四处走动,做我自己的事情。”但他们很少会静下心来想想,“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比十年前更好。”顺便说一下,这不仅限于亿万富豪。还适用于总统、参议员、国会议员、市长,以及任何有权势的人。

问:你如何确保自己听到真实的反馈?

答:我每天早晨起床后,都会看到有很多人在Twitter上说我是傻瓜,而且写得很详细。这确实很有帮助。

问:他们真的说服过你吗?

答:他们确实能让我脚踏实地,他们能否说服我要等等看。我是说,他们一定程度上说服了我,我喜欢辩论。

问:真的吗?

答:对我来说,Twitter的一大作用就是与更多人争论。

问:从你在Twitter上的使用状态来看,你每晚好像只睡3个小时。

答:我的睡眠是间歇性的。

问:你办公室里有没有放一张床,好在白天休息一下?

答: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一间带门的办公室,原因是,我第一次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张沙发。事实上,我昨天的确睡了个不错的午觉。

问:风险投资家每天都在干什么?我估计你每周要参加数十次会议。但如果我跟踪你24小时,会有什么结论?

答:事实上,我们每年只做大约15个决策。

问:生活很滋润啊。

答:是的。我们最终的价值就是投资回报。我们是投资者的受托人。他们信任我们,所以才把钱交给我们打理。公司的目的是进行投资,然后通过这些投资获得利润。我们一年大约进行15笔主要投资。所有这些都是重要决策。归根到底,我们最大的责任在那里?那就是制定这15个决策,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。我的很多时间都跟我们投资的各家企业的创始人和CEO在一起。他们打电话时,我几乎随时待命。

问:再来谈谈休闲生活吧。你提到喜欢看电视。我知道你喜欢《死木》(Deadwood)。这仍是你的最爱吗?

答:是的,目前仍是。

问: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是最适合风险投资家看的电视剧了。它讲的都是淘金热和构建社会的问题。你觉得你如果生活在那个年代,会成为淘金者吗?

答:我肯定会。《死木》发生在达科他,但加州显然也处在零点。所以毫无疑问,我的医生都完全着迷于成为先驱。

问:谈到先驱精神,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延长寿命的问题。令很多技术人士感到困扰的是,我们至今没有征服死亡。

答:有意思的是,如果你调查一下美国人,问问他们是否愿意延长寿命,会有很多人说“不愿意”。比例可能达到70%或80%。

问:你跟他们有共鸣吗?

答:我认为应该注意两个重要问题。首先是整体现象——随着人们逐渐老去,他们对新思想会越发抗拒。这并不是个人问题,也有很多例外。但从整体来看,以社会角度来解读,的确是这种情况。另外一个问题是不平等。如果你给人增加20或50年来积累财富,那么按照年龄来集中财富的程度将十分显著。

问:我不喜欢“遗产”这个词。但当你思考自己的一生,以及人们对你的认识时,你希望自己的遗产是什么?是网景吗?我的意思是说,网景显然会出现在你讣告的第一段。

答:你最好换个问法,别用那个词。

问:你认为自己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是什么?

答:哦,天呐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

问:我猜不会购买杰夫·贝佐斯(Jeff Bezos)的报纸吧?你曾经告诉《纽约时报》别再印刷了。

答:他们还没这么做。但他们可能会。情况似乎好转了很多。他们现在的在线业务似乎效果不错。事实上,我认为他们的战略备忘录很不错。

问:你会买苹果手表吗?

答:肯定会。但我不是个好的标杆。我的回答总是肯定的。每推出一款智能手表,我都会买。

问:我阅读你的资料时发现,你对人并不总是很热情。你记得你曾经说过:“我不喜欢人。”

答:概括地说,我喜欢人。

问:具体到个体层面呢?

答:个体层面,我不知道。(来源: 新浪科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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